以动物福利与动物权利为视角探讨我国动物保护立法

摘要：在动物保护立法问题上，动物福利与动物权利学派一直争论不休，至今未能达成共识。本文从动物福利与动物权利的关系入手，在客观分析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争论的基础上，提议应转变立法观念，形成保障动物福利、维护动物基本权利、强调人有动物保护义务的法治理念，并在此理念的指导下，循序渐进进行相关法律变革。本文对于正确认识动物权利与动物福利之争，积极探索双方都能接受的契合点，推动我国动物保护立法具有参考意义。

近日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对人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据流行病学分析，导致此次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很可能来源于野生动物，为此动物保护立法的呼声再次高涨。国外的动物保护立法实践已有近 200 年的历史，动物保护法律体系亦日趋完善。而在我国，动物保护立法起步较晚且进展缓慢，对动物福利及权利方面的立法更为欠缺。尽管不少专家、学者为推动我国动物保护立法做了很多努力，但立法进程仍很艰辛。比如，2009 年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2010 年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虐待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开始重点关注动物福利的立法及相关问题。但这些立法建议一经提出，各方面质疑不断，其中动物权利拥护者认为立法更应该维护动物的权利而不仅是福利。

动物福利与动物权利之争从未中断，许多专家、学者都在据理力争，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致使动物保护立法举步维艰。因此，正确认识动物权利与动物福利之争，积极探索双方都能接受的契合点，对推动我国的动物保护立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对于动物保护立法的争论

“动物福利（animal welfare）”概念最初由美国人休斯于 1976 年提出。该理论多强调人类应该改进动物利用中那些不利于动物康乐的激进、极端的手段和方式，使动物尽可能免受不必要的痛苦。而“动物权利（animal rights）”一词最先是汤姆·睿根在 1983 年出版的《动物权利状况》一书中明确提出。其观点主要包括：所有（或者至少某些）动物应当享有支配自己生活的权利，动物应当享有一定的精神上的权利，动物的基本权利应当受法律保障。两者表现在动物保护立法方面，形成以下两大学派。

动物福利学派认为：在目前我国“主、客二分法”的法律结构和由该结构所维护的法律秩序之下，只有人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能享有法权，而动物由于不具有现代法律架构和秩序所认可的意思表示，只能被动地接受人类提供的“好处”，即福利。这种被动性，体现在法律上只能是客体。因此，立法不能赋予动物法律权利。而动物权利学派则认为：动物也可以跟人一样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也可以享有法律权利。法律关系的主体不等于立法主体，立法主体必须是人或者人成立的机构，而法律关系的主体可以是人，也可以不是。动物虽然不能像人一样用语言表达诉求，但可以通过监护、代理制度的设置，由它的主人或者代理人，代表它们做出某些行为。同时，法律权利主体范围的扩大、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等都为动物法律权利的实现提供了条件，所以应该赋予动物法律权利。

2　客观看待两者之争

第一，要严格区分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动物保护立法讨论的应该是动物的法律权利，而大多时候大家争论的动物权利都是指道德权利。“动物权利”一词首先出现在环境伦理学领域，因此对其作道德意义上的理解更为合适。而很多学者将动物的道德权利上升到法律层面加以讨论，提倡赋予动物法律权利，并未考虑和理解权利的法学意义，所以引起很多争论。在笔者看来，环境伦理学中的道德权利与法学中的法律权利内涵不同、所指各异，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不能相提并论。一是两者的产生方式不同。道德权利是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不断提升，产生于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约定俗成的共同的行为准则，而法律权利多由国家立法产生。二是两者的实现方式不同。道德权利多是通过舆论压力和人们内心的道德自省实现的，是一种自发行为，是一种“软约束”，而法律权利多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现，是一种“硬约束”。三是两者对应的义务内容不同。道德权利所对应的义务因人们认知水平、风俗习惯等不同而各不相同，衡量标准模糊不定；而法律权利义务是明文确定下来的，不会因人而异。因此，在谈论动物保护立法的时候，有必要对其加以区分，用不同的词来指不同的事，否则不但对推动动物保护立法不会有建设性结果，反而会产生更多的分歧和争论。

第二，两者的争论并非难以调和。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学派之间虽然存在很大分歧，但联系也十分紧密。二者的联系足以使其相互沟通、相互支持。一是两者都主张保护动物，减少对动物的伤害。动物福利观主张把动物的痛苦减少至最低，而动物权利观反对任何形式的动物利用，两者都体现了保护动物的思想，只不过动物权利给予了更多、更深层次的动物关怀。二是两者都主张人类有保护动物的义务，这如今已成为公众普遍接受的事实。动物福利派主张人类对动物有间接保护义务，动物权利派主张人类对动物有直接保护义务，比如不给动物带来不必要的痛苦，不能肆意妄为地虐待动物等。三是两者在学术主张上有一定的继承性和互补性。尽管两种思潮所出现的时代背景不同，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各异，但总的趋势是两者在发展中互相补充与修正，最后从“冰火不容”到“慢慢靠拢、相互交融”。因此，动物福利与动物权利学派不应该用对立甚至敌视的态度，来指引动物保护立法的方向，而应该从两者的内在联系入手，努力寻求两者都能在其中合理定位的谱系，这样或许可以在动物保护立法方面达成共识。相反，过分的、极端的争论只会贻误立法进程，阻碍动物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