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业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
生猪养殖业地理集聚演化机制。养猪业地理集聚是生猪养殖生产要素在空间上集聚的表现，其发展由自然集聚到社会集聚。按照产业布局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生猪养殖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经济再生产的综合过程，养猪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会受到自然资源、经济、市场、交通、技术、政策等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
(1)资源禀赋。生猪养殖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过程，经济再生产必须以生猪健康生长即自然再生产为前提，而生猪养殖的自然再生产过程，也就是生猪生长、发育和繁殖的生理过程，都受到光、热、水资源、土地等自然环境的制约。
生猪养殖业对玉米、红薯等饲料资源需求量大，饲料资源是养猪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饲料资源是否充足显著影响着生猪养殖业分布。然而，我国自然资源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不同自然资源对养猪业的影响不同，玉米是生猪生产最主要的饲料，能很好代表区域间资源禀赋的优势。
随着经济社会和养殖技术的发展，各城市逐步培育出了适宜本地养殖的生猪品种，但由于地区间饲料资源差异与生猪品种的匹配度，生猪养殖业的发展规模表现出明显的地区间差异。自然地理环境及资源禀赋通过“选择”，使生猪有其特定的养殖优势区，形成了资源禀赋的生猪养殖业地理集聚初始格局。
(2)经济因素。作为理性经济人，养猪户既考虑养猪与其他养殖业的比较效益，又考虑养殖业与其他农业产业的收入差别。当养猪业较其他养殖业的经济效益高时，养猪成本收益率高，养猪主体更偏向于继续生猪生产并扩大规模；当养猪业的经济效益低于其他养殖业，养猪的成本收益率低，养猪主体越可能会减少甚至退出生猪生产；并且不同规模养猪场的成本收益率也是有差异，规模饲养的成本收益率往往高于散养，各城市的养猪成本收益、规模化饲养水平的不同及其变化都可能会影响生猪生产区域格局。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养猪户在面对养殖收入与非农收入变动而产生的机会成本时，会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出行为抉择。
当养猪获得的农业收入大于非农收入时，养猪户会选择饲养生猪；当养猪收入小于非农收入，养猪户会选择从事其他产业。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户从事生猪生产的机会成本也存在差异性，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生猪生产从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落后地区转移。
(3)市场因素。生猪交易市场上有大量的养猪户和猪贩，单个养殖户相比于整个交易市场很小，单个猪贩购买的生猪数量相比于整个交易市场业很少，养殖户和猪贩是生猪市场价格接受者，养猪户会根据上期猪肉价格调整生猪养殖数量，但由于猪肉市场价格存在滞后性，养猪户还是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因此上期生猪市场价格对生猪生产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另外，猪肉是我国城市居民最主要的肉食消费品，各城市的人口数量代表了该城市居民的市场消费潜力，而人均纯收入体现出该城市的市场消费能力，人口数量越多，人均纯收入越高，该区域对猪肉实际需求量和潜在需求量越大，这种刚性需求会极大刺激生猪养殖户，从而提高生猪饲养量，扩大饲养规模，进而影响生猪生产格局。
所以，当城镇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超过农村居民，通过提高城镇化率能增加猪肉消费总量；提高人均收入能促进食品消费升级，从而增加猪肉消费量；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地区拥有较广泛的外部市场，扩大了当地生猪销路，从而有利于生猪养殖业产业集聚。总得来说，市场决定了猪肉消费潜力，市场容量大的地区生猪养殖业产业集聚程度往往较高。
(4)技术因素。生猪养殖技术是指在生猪饲养过程中使用生产设施、养殖技术以及技术熟练程度等。养殖技术对于生猪生产十分重要，不仅可使生猪提前出栏，而且还能节约养殖成本，同样也是卫生防疫、环境管理的重要体现。发酵床技术是生猪饲养的核心技术，发酵饲料中存在有大量的益生菌，可以限制有害菌的出现，从而能够促使生猪快速的消化和吸收。
养殖技术进步对于改良仔猪品种、防控疫病风险以及改善养殖环境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或降低某地在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等因素方面的优势或劣势，也有助于推动生猪养殖业规模化、集约化和规范性，进而影响养猪业集聚。
(5)政策因素。生猪扶持政策是政府采取规范和引导养猪主体的生产活动，从而干预产业发展的有效措施与手段，会对养猪户的生产积极性和饲养规模产生一定影响。由于2006年的疫情、畜禽饲养量减少等原因，畜牧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此时，出台了相关畜产品生产发展的各项扶持政策，尤以生猪扶持政策最为显著。
如母猪补贴政策，2007年补贴标准为50元/头，2008年增加至100元/头；生猪良种繁育和标准化规模养殖政策，支持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和标准化规模养殖，每年扶持支出28亿元。近年来，政府出台了包括生产用地、价格预警、养殖规模、稳定供应、财政补贴、产品质量安全、防疫保险等相关法规和通知意见。
如2013年5月，在全国率先推出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为养殖户确定最低收益标准，以保证养殖户在生猪价格过低的状况下，仍然可以保证一定的收入，可以继续留在生猪养殖业而不会退出，从而保持市场供应量相对平稳，避免价格剧烈波动。
但是，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性，对生猪养殖业关注度不同，使得区域间生猪产业扶持力度存在差异，养猪户受到的政策激励不同，其生产积极性出现分化，从而影响养猪业集聚。
(6) 交通因素。养猪户与消费者的分离，生产区与消费区的分化，生猪及其制品不易储运，异地流通的配送费及延期销售的贮存费用都较高，需要更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来缓解供需矛盾和降低运输成本；利用交通运输设施，还可以将技术、信息等现代生产要素快速地传递给生产商，进而提升生产效率。
虽然我国的生猪价格信息总体上传递较好，但由于地区间生猪市场存在价差，再加上交通设施水平的不均衡性，都会给生猪产品带来不同的市场发展条件，进而影响养猪业地理集聚格局。
通过梳理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发现生产率思想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Plato的“社会分工理论”和Aristotle的“交换价值理论”，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历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逐渐演变成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
(1)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文中，阐述了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并指出劳动分工、资本积累是劳动效率的提升途径，劳动分工通过增加工人熟练程度来提高每个工人的生产率，而资本积累则通过增加资本容量和工人数量提高专业化分工，从而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
DavidRicardo对“收益递减规律”含义作出了说明，在人口数量增多的同时，通过相对有限的耕地量，耕地的边际产出递减，资本积累推动了经济增长。Thomas从人口增长角度系统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是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其代表作包括索罗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和斯旺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索罗摒弃了生产技术不变的假定，将技术进步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并进一步阐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明确了资本边际产出率的递减特性，生产率带来的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
新增长理论也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其主要代表作是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的机制》和保罗的《递增报酬和长期经济增长》，其理论模型包括知识外溢模型、R&D部门中间产品模型以及人力资本模型。新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是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人口增长等，而经济体系的内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等的结果。
因而，引入了知识、技术、人力资本等内生因素，使资本收益率不变或递增，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增长率可以获得长期递增，规模收益递增。为此，新增长理论强调了两种机制：一是外部效应，二是不完全竞争。
(2)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关于生产率的研究多集中于单要素生产率。由于单要素生产率仅考虑某一种生产要素，忽视了其余要素对总产出做出的贡献，同时也无视了各投入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难以客观正确的评价某行业生产效率。
1957年，索罗在《技术变化和总产量方程》一文中，提出全要素增长率，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生产要素的增长率共同决定了产出增长率。索罗认为全要素增长率解释了单一要素生产率(劳动和资本)增长率无法解释的部分，并将这部分无法解释的“余值”概括为技术变化。
从微观角度来看，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研发或引进的新技术及生产工艺所制造的新产品，为企业拓展了新的产品市场；在生产管理中，体制改革带动了员工的积极性，更为完善的制度不仅提高了管理水平，更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出贡献。
宏观视角来看，生产资料的重新优化配置，例如劳动力由农业生产部门转向非农部门，使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被迫”提高，非农部门也得到发展，其全要素生产率均得到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