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规模猪场至上论”！
前几天发了一篇《势利眼下的中国养猪业》，没想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广泛的讨论。当然，其中有少部分是驳斥我的观点，对于善意的评论、批评，乃至驳斥的行为在态度上我是欢迎和乐于接受的，但对于一些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上一篇由于篇幅原因，很多观点讲得不够详细，特再撰此文，对部分观点的理由加以说明。
一、 部分反对观点
1、现在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弱肉强食；
2、散小代表落后，落后就要淘汰；
3、猪肉安全不能靠小散。
某集团兽医总监夏先生在朋友圈的内容被很多朋友转发给我，内容如下：
其中，有几个观点实在不敢苟同：
1、很多资本是在政策的引导和Dang的号召下，投身于这个风险极大的行业（这样说，资本自己都笑了）；
2、通过规模化猪场来提升整个行业效率，是目前解决中国缺猪少肉的不二途径；
3、何况，公平也是相对而言，争取了散户的绝对公平。让消费者吃40元/斤的猪肉，对消费者就公平了？、
这里面，表现了他对资本的属性缺乏深刻的认知；武断的认为规模猪场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忽略了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辩证科学；错误的把要求公平和绝对公平混为一谈。看来，是有必要对一些概念和常识来进行一下梳理了。
二、 我国的根本制度
先要重新确认一下，我们的根本制度是什么？《宪法》第1条第2款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强调“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
“为了追求现代化目标，世界各国采取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制度体系。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在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两个方面具有重大弊端：其一，它遵循资本的逻辑，哪里有剩余价值，经济就往哪里发展（这正是当今养猪业资本野蛮而无序扩张现象的写照）；其二，这种发展又是自发的，政府管不了，在全球化时代就更难于管理。”(《经济日报》)
所以，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这个制度决定了在涉及重要民生的项目上不能完全遵循资本的逻辑和放任资本的垄断。在这一点上，大家可以看到，最近有关部门对于一些互联网巨头与民争利的现象上已经有所作为。
三、 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
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本质进行研究发现，资本主义经济是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少数人剥削广大劳动者的经济，而我国施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特点之一是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自由放任的经济向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飞跃，宏观调控是这种经济制度的职能之一。调控，调控什么？简单粗暴的拆吗？
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两种对立的价值观，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生产关系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具有明确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和终极目标。
在今年出台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中明确“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来说，由于文化知识和资本实力的原因，让他们都去兴办企业是不现实的，而农民赖以生存的领域主要还是种植业和养殖业。如果没有国家对农民的保护，走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道路，唯资本至上，可能仅仅进口乌克兰和美国的玉米就会严重砸下中国的玉米价格。中国会有更多的农民放弃种地，中国的粮食安全无从保障。
2020年9月11日，农业农村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111号建议的《关于大力提高养猪业集约化水平的建议》的回复中表示，“将把生猪生产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加大宏观统筹管理力度。”为什么要把生猪生产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因为猪粮安天下！对于这一点，这两年各级政府都深有体会。为什么要“加大宏观统筹力度”？宏观调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承训认为：“党的领导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于它的先进性和统一性，集政治、思想、组织等一系列优势于一身。在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主要是通过政府发挥指导、协同功能。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既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又能矫正、弥补它的缺陷。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政府的宏观调控，对市场依法管理，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促进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实现共同富裕，都是政府职能。即使是微观层次，有些方面的资源配置也不能主要依靠市场，如生态文明建设、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最重要的也得靠政府职能。市场中的风险，也必须运用政府的力量来规避和弥补。”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是市场经济，讲那么多政治干嘛？我想说的是，经济学都必须是政治经济学下的经济学，西方有西方的逻辑，中国有中国的原则。所以，蚂蚁金服、滴滴出行它们错在哪里？就是不懂政治经济学。
四、散小不代表落后
首先要说的是：散和小是相对的，而非绝对。散小作为中国养猪业最大的一个群体，由于知识和资本的限制，硬件投入也远远不足，导致大部分是比较落后的，但一刀切的、简单的认为都是落后的，那就是以偏概全。今天中国最大的养猪企业是谁？是牧原！从22头猪起步，是典型的从散小而逐渐发展壮大的，这中间有企业的努力，更有政府及政策的扶持。所以，单纯、简单的以规模来认定成本能力是非常武断的。应该说，有大型的，甚至超大型的养猪集团，成本能力差的离谱，而一些家庭农场的养猪水平则在不断学习提升中处于行业领先水平。所以，不能以规模来作为打压散小的理由。事实上，很多地方以环保为由强拆猪场，不是基于生产效率出发，而是懒政和乱政的行为。这一点，国家已经纠正。
事实上，猪价暴涨的原因不仅是非洲猪瘟疫情导致的，其中还有“一刀切”拆除家庭猪场的原因。为此，2018年6月14日农业农村部专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主题是解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会上要求“禁止以环保的名义，野蛮拆迁养猪场”。2018年以前“一刀切”的方式导致大量家庭猪场被强制拆除，成为2019年猪肉价格暴涨的两大原因（另一个原因是非洲猪瘟疫情）之一，2019年猪肉价格暴涨后才有所缓解和开始纠正。
很多人说笔者发文是讨好散户，这是一种狭隘思维下的误解，我撰文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客观的看到中小规模的养猪模式，给他们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多一点包容、多一点鼓励、多一点支持，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笔者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大规模连片土地的机械化耕种显然效率更高，但为何国家还是要坚持以农民为主的生产方式？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考虑和安排。它事关社会稳定和乡村振兴。为什么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发文鼓励和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正是在保障农民基本生存条件的基础上，用制度的力量改善生产力。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制度变迁理论对生产力影响方面的研究。
当然，太小和太落后的生产方式不应当鼓励，但对于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家庭农场，从国家层面的政策来说是鼓励和支持的，只是，社会化服务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土地、环保、普惠金融的配套政策还没有完善，导致家庭猪场的发展遇到了明显的瓶颈。
事实上，家庭猪场的生产和经营方式至少在四个方面具有明显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优势。
1、家庭猪场的组织形式
家庭猪场，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模式，相互之间以血缘和姻亲为纽带，知己知彼，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所以，家庭成员之间具有目标一致、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分配简单的特点。家庭农场的核心动能是解决了主观能动性和责任心，减少了管理层级和管理成本。关键，符合生产力解放的规律，更适合农业的生产和经营特点。
2、便于消纳粪污，发展循环经济
循环农业，是指在农作系统中推进各种农业资源往复多层与高效流动的活动，以此实现节能减排与增收的目的，促进现代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我国虽然地域辽阔但又人口众多，仅有18.3亿亩的耕地，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近20%的人口。而且，14多亿的人口需要大量的肉、蛋、奶，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通过对循环农业的政策引导和经济鼓励，可以实现变废为宝，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发展之路。在这方面，家庭农场具有明显的优势。
3、生产多元化的猪肉产品
由于大型养猪企业主要是采取规模化的方式，决定了生产大宗的、主流的畜禽产品更具有效率优势。而对于一些小众的、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显然家庭猪场
更具有优势。比如土猪、黑猪、生态猪、溜达鸡、土鸡蛋等，虽然现在消费需求有限，但明显处于较高速度的增长当中。
4、分散规模猪场的资产压力
“公司+农户”的方式让温氏等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龙头的带动作用，而且，现在很多公司又升级为“公司+家庭猪场”的方式，大大前进了一步。温氏在防非举措上的失误，不能简单的认为是“公司+家庭猪场”模式的失败。在广西，扬翔主导的“公司+家庭农场+铁桶防非”的模式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种模式，把关键的，家庭农场难以实现的产业链环节由龙头企业完成，而育肥等环节交由家庭农场，可以大大缓解龙头企业产业链重资产的风险，实现了共赢。事实证明，很多大规模的集团企业的破产，不仅有成本的问题，更多的是资金链断裂所致。
五、结语
1、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导下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其区别在于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非少部分人的利益。
2、家庭农场模式具有四个明显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优势；
3、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就不能扔下六亿农民，让他们自生自灭。消除绝对贫困的精准扶贫，是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赏的伟大举措，体现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4、从更高层面思考三农问题，就不会对农民养猪一拆了之。
